从创伤到承传，移加港人与加拿大原住民的生命对照

第一次听闻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学童死亡事件，是在一家人的餐桌上，女儿分享的一则新闻。她挑的那则报导，布满了令人心寒的字眼：“数百具儿童骸骨”、“性侵”、“营养不良致死”，而学校所在只跟我们相隔两小时车程。有一个瞬间，我以为她只是误解了英文。但愿只是。

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，这是此地的法定假期，各处都举办原住民主题的活动和表演，长老会带领族人，召唤族群记忆与文化尊严。然而，对温哥华的许多香港移民来说，原住民的刻板形象早已跟唐人街上露宿的成瘾者身影交缠，成为一团必须避而远之的混乱。究竟，那些流落街头的原住民们，是如何一步步与自己的家园、族语、甚至祖先失联的？我们真的能轻易说，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殖民创伤已是上个世纪的事？来自香港、作为异乡人的我，越来越希望从原住民的经历中理解这份纠结。我透过更早移居温哥华的港人介绍，认识到一位寄宿学校的幸存者比阿特丽丝；她用文字把创伤记忆层层剥开，为下一代留下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。同时，我也在那些与我同样经历文化冲击与身份断裂的香港移民身上，寻找跨越与连结的可能。

一场庆典的启示

去年二月，我和十多个香港新移民一同到温哥华PNE的室内场馆，参加原住民新年庆典Hoobiyee Celebrations。建于1936年的场馆曾是“加拿大国技”冰球和室内曲棍球的重要场地，如今略显破旧，也不再播放激昂的《The Hockey Song》了。这天，丰富的民族色彩取而代之，像是同行朋友喜孜孜地在小摊档买到、由土狼牙齿打磨而成的耳环。根据《印第安法案》，经注册的原住民有狩猎权，但仅限于传统领土及“食物、社会、或仪式”等特定用途。

鼓声响起，各部落的表演团队鱼贯入场，时而旋转、时而俯身，即使是第一次观看，也能感受个中的鸟兽灵感。但队伍最吸引我的却是：披着大斗蓬的婆婆半瞇着眼舞得摇摇摆摆，初生不久的婴儿在妈妈怀里睡着参与，还有坐轮椅进场的断肢者。这里过年，没官腔没明星没看客，却有承传和平等参与。

期间发生了一桩意外：主办方在场边架起屏风，抢救一位突然急病倒下的原住民。庆典中断，我从看台看到几双手轮番上阵，锲而不舍地按压一副庞大身躯。半小时后观众重新进场，伤者已被送走，屏风也撤去了，但主持人没轻轻带过；他请出长老到场馆中央，以族语低沉吟诵。原住民朋友解释，这是呼唤自然神灵和祖灵，祈求伤者和族人平安、健康，结连内在灵性。

旁观的我，仿佛也受到一点冲击：世上有一群人，不将死亡阴影视为庆典败笔，不以笑语掩饰意外，更不仓促逃离哀伤，而是以一种庄严而平静的姿态，凝视生命的脆弱。

几乎每位新移民都曾被善意提醒：市中心东端（Downtown Eastside）能不去便不去，因为那是无家可归者与成瘾者的聚集地，许多是原住民。这不全然是偏见。根据 Lu’ma Native Housing Society 等组织于 2023 年在大温哥华地区做的调查，无家者中有多达 33% 自我认定为原住民，而原住民仅占当地总人口约 2%。在这样的现实下，无家可归、成瘾与原住民三重身影，在许多人心中逐渐交叠。然而，Hoobiyee 新年庆典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：歌舞、图腾与长老的祈福，共同召唤族群记忆与文化尊严。

这强烈的对比令人浮想联翩：那些流落街角的人，是如何与自己的家园、族语与祖先失联的？他们肩上背负著什么？我们真的能轻易说，那些都是个人的失败，只因殖民创伤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，与当下不再相干？

一年后，我与当日同行的邹崇铭博士再次聊起那次经历。他是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，在反送中运动后的2022年移居温哥华，近两年持续关注原住民议题，不仅多次组织香港新移民探访原住民保留区 (加拿大政府划定给原住民社群使用的土地) ，曾住进原住民家庭考察，近日还把一本原住民回忆录《薪火相传：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口述承传》翻译成中文出版。他向我分享了另一段同样深刻的经历——

原住民寄宿学校：以孩子为代价的国族工程

2023年9月，邹崇铭到卑诗省米逊参加“全国真相与和解日”纪念活动。期间，圣玛丽印第安寄宿学校（St. Mary’s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）旧生比阿特丽丝・伊莱恩・席尔弗（Beatric Elaine Silver）讲述自己与家人的生命故事时，潸然泪下，陪伴的中学生搂著她哭成一团。就在此时，主持人突然宣布：“我们在这里新发现50多具儿童骸骨，下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。”

主持人提到的，是原住民联盟斯托洛民族（Stó:lō Nation）对失踪儿童与未标记坟墓的初步调查：共158名儿童在三所前寄宿学校和一间前原住民医院丧生，包括圣玛丽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，亦即纪念活动现场周边。此类骇人听闻的新闻并非加拿大的头一遭。2021年，卑诗省甘露印第安寄宿学校遗址曾发现215个怀疑未标记墓地，震惊全球，也促使教宗方济各亲自到加拿大道歉。这些冰山一角印证了原住民社群长年的控诉：大量儿童遭虐待或疏忽照顾致死，却从未被正式记录，是殖民体制下的种族和文化清洗。

邹崇铭这样回忆活动现场：“尽管听到那么恐怖的内容，但活动气氛依然祥和，甚至有一种温情。我不确定是刻意营造，还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当学校设在保留地上，孩子就与他们的父母——野蛮人——一起生活；他被野蛮人包围，尽管他可能学会了读写，但是他的习惯、训练和思维模式仍然是印第安人的。他只是个会读写的野蛮人。
— 约翰·亚历山大·麦克唐纳 (John A. Macdonald)，1883年

加拿大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在国会上的发言，奠定了加拿大一个多世纪旨在“文化灭绝”的原住民政策基调：伸手进原住民家庭，趁早抓出弱小，送到远离爸爸妈妈的寄宿学校，令他们孤立无援地面对大世界的敌意，从此天天学习厌弃自己的家庭、社区、语言、文化根源和精神生活，乃至自己。“礼成”后，这些被连根拔起、剥光个人价值的孩子，像粉末一样被丢进所谓的“文明社会生活圈”。那时的殖民者天真地以为，所谓的“印第安问题”，会就此彻底消失。

圣玛丽印第安寄宿学校正是这套遍布全国的强制系统的一员，直到 1984 年才正式关闭，是卑诗省最后一所运作的同类学校。它历年来屡被揭发儿童失踪、遭虐待和性侵事件，被印第安寄宿学校生还者协会（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s Society）形容为“噩梦般的存在”。那场噩梦，也是比阿特丽丝60多年前的真实生活。

比阿特丽丝：“我们都是哭哭的孩子”

我随邹崇铭拜访比阿特丽丝位于卑诗省阿伯茨福德近郊保留区的家。她坐客厅中央，翻开薄薄的纪念册给我们看。其中一页的班照上，孩子穿著整齐，有序地分站几列，向镜头露齿而笑。“这只是学校要展示的。但其实我们都是伤心的、哭哭的孩子。”比阿特丽丝说。

另一页，写着“致我们的职工”和赞美话：“他们屹立着 —— 温柔与力量之塔，迎接令常人心生畏惧的挑战；坚定、谦恭、体贴又慈心”。但比阿特丽丝只读到讽刺。她指着相片中一个老师说：“她是巫婆，对我们做过所有坏事。我曾在法庭指控她，但没人相信我⋯⋯她说自己爱我们如同己出。”那位老师活到90多岁，终其一生服务于天主教教会。

比阿特丽丝的兄弟姊妹全部逃不过入读寄宿学校的命运。早她30多年出生的二哥Dolton，只活到12岁。同校的大哥Ray回忆，某天他突然被老师召到船上，说要送他和弟弟一起回到200英里外的家。Ray高兴极了，在船舱跑出跑入找弟弟，但到处也找不到。神父耐不住，终于告诉他：“你弟弟在下层的棺材里。”没有人向家人解释Dolton的死因，但大家都说这个金发男孩长得太漂亮了。

姊姊Dianna入学时只有四岁，因为年纪太小未能进教室学习，却因此目击了两次上吊；一次在体育馆，另一次在黑暗冰冷的煤炭储藏室，都是男孩。至于比阿特丽丝自己，则不只一次在深夜目睹学姐被老师从寝室带走。懵懂的她和好友们把小床推拢，手牵手入睡，以为那样，恶魔就不会来。

就在最后一个孩子被送进寄宿学校后，比阿特丽丝那个说话轻声细语又温柔的妈妈，开始酗酒了。

这些痛苦回忆，在比阿特丽丝努力成为加拿大人的那些日子里，被藏得很深。直至2018年，她获邀到一间中学分享经历。现场多是白人孩子，他们听得害怕又悲伤，溢出满满的同情，最后还画了22幅画来表达感受，成为一个展览。这次经历鼓励令比阿特丽丝下决心记录自己的故事。像所有剥开旧伤疤来书写的人那样，她躲起来用文字与回忆交战，边挥笔边舔伤。

“我记得（书写过程中）有很多很多头痛，也流了很多眼泪。我写了很多，同时也删掉不少。我把读者想像成孩子——他们有权知道真相，包括性侵、饥饿和所有残酷的事，但必须用一种温柔的方式。不能让恐惧吞没他们。”

从一团巨大浓厚、黑漆漆的乌云当中，比阿特丽丝小心翼翼地从边缘牵出一条微弱却坚定、名叫“希望”的金线：孩子间的情谊、失败但不失抗争精神的逃跑、被肯定的阅读和书写能力，以及一位真正看见自己的老师——

在那些早年里，最棒的事情是我学会了阅读，并爱上了阅读。我回忆并记得迈克尔修女，她对我很友善，最重要的是，她相信我的能力。我常常被责骂，是的，但那些责骂包含了这样的话：“我知道你能做得更好，比阿特丽丝！⋯⋯你那么聪明，可这都被浪费了！⋯⋯”
——《薪火相传：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口述承传》

在比阿特丽丝回忆里，米高修女善良又温柔，“她看到我身上的亮光，常常鼓励我，令我感到自己也是重要的。那儿没有别的大人会那样对待我们。我知道她的手一直被（制度）束缚着，为此，我深深敬佩她。如果有机会再见，我会感谢她。”

那，你有话要对另一位“巫婆”老师说吗？“我没有话要跟她说，只要她不要来到我身边。”比阿特丽丝挥挥手，仿佛挥去突如其来的疲惫：“你来了，你活过，你做了你以为该做的事⋯⋯但都是正确的事吗？她大概觉得是，因为要‘拯救印第安人’。但那是虐待。”

与许多同路走来的原住民相比，比阿特丽丝或许属幸运的少数——她没酗酒没染上毒瘾，甚至完成大学教育成为老师，年中还在家人支持下参选酋长，虽然最终落败。“在大学里我不谈自己原住民的那部份；想要在白人世界成功，就要做那样的人、照那种方式行事。但是我仍然是比阿特丽丝，仍然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，没有断掉自己家族的连系。”

“我能回溯痛苦的过去，拥抱它们，但不沉溺当中，努力建立自己的灵性和精神生活。我这样鼓励我们的人。”比阿特丽丝说：“同时我知道，许多人离开寄宿学校后，根本无法再谈论那段经历，即使能够回家，也感到错置与疏离。我们都有不同的残缺、失能和创伤，只能以各自的方式背负着。”

我们聊天当日是阳光映照雪地的大晴天，比阿特丽丝煮好鸡汤与我们分享，温暖自在，只是聊天的兴致有点断续，思路也有点跳跃。后来邹崇铭告诉我，那已经是她的大好状态，“特别是九月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前后，她觉得有责任去讲述自己的经历， （活动）逢请必到，把自己弄得很累，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。”

原住民与港人之间：“不能直译，却能对照”

邹崇铭把比阿特丽丝那本有关寄宿学校生活的回忆录翻译成中文，获得非牟利团体和独立出版社的支持，计划在六月出版。

他说：“选择这本书有两个目的。一是让加拿大的香港人了解这里的现实。既然住了下来，好应该尝试从本地的社会脉络出发，看身边的事。原住民是加拿大单一最大的人权议题，但错综复杂，不容易消化。这本书以口述历史讲述比阿特丽丝在寄宿学校中的苦难日常，议题明确直接，而且正面、有生命力，具抗争精神，是很好的入门。”

“第二个目的，是希望香港人能从原住民的经历中，看见一些值得深思的对照——特别是，如何面对创伤与殖民地政治。文化清洗是其中的重要主题，无论是英殖时期的香港，或是这两三年来，香港教育制度的变化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熟悉感。像是2024年教育局公布‘公民与社会发展科’课程指引，要求教师向中三学生讲解习近平思想，学生要回答‘四个必须’及‘四点希望’⋯⋯”

“中国对香港的新殖民主义，在某程度上正朝着文化清洗的方向发展。香港人的处境，跟这边的原住民也是相通的。”

和许多香港人一样，邹崇铭对政治创伤并不陌生。自2012年反国教运动起，他积极参与民间抗争，历经2014年守护菜园村、2019年反送中运动，直到2022年不得不出走，离开自己成长的城市，刚好是人生十年。那是一段愈走愈孤单、愈走愈无力的旅程。移居温哥华后，他身心俱疲，曾经打算以旁观者姿态过另一种“非政治化”的生活。

“来加拿大前的那段日子，刚刚出了甘露那单大新闻，全世界都在看，这跟加拿大着重DEI（多元共融）的民主自由形象完全相反。但是那时我觉得遥远，有点逃避的状态，不想听那样沉重的东西。”后来回看，那场对移居地的认知冲击，无异于在新鲜的伤口上再划一刀。

邹崇铭终于从观众席上探出头来，关注原住民议题，是意料之外的发展。转捩点，是他认识了朱伟光 (Bill Chu)。朱伟光是我去年另一篇报道的受访者，一位长年关注原住民平权运动、乃至成为“原住民老朋友”的70年代香港移民。

邹崇铭说：“一定要提Bill Chu这个人，他看待原住民的角度，跟大多数香港新旧移民都不一样；是很重要的提醒。”朱伟光始终以一种基督心肠关怀基层民众，深刻反省教会对寄宿学校的参与，也反对殖民者从未间断的侵权和压迫，以及近年中共对原住民的利益渗透。他投入的方式一步一脚印，包括在卑诗省居里山（Mount Currie）抗争事件廿年后，依然持续关注独居山头守护民族土地的原住民抗争者；曾经年复一年，义务带领愿意聆听的加拿大人到保留地，了解原住民的生活面貌；也在官方和民间网络，多次为原住民平权运动发声。

二人初见也是在PNE的原住民新年庆典。邹崇铭看到一位高瘦长者静静站在入口，在人来人往中，等候几位他邀来参与活动的香港新移民。熟络后邹笑说，“那时他看来‘憨居居’(憨厚木纳) ，后来知道他一直是这个模样”。所谓的“憨居居”，我这样理解：一个人默默耕耘，长年坚持做自己相信的事。

这里的人其实也分为三等：英法移民后裔才是根正苗红的公民，之下是有色移民——他们原是殖民地上的“揾钱顺民”，经过几代人大力争取，才局部取得公民身分的认可。再等而下之，则是世世代代长居加拿大的原住民。他们本来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翁，但亦因此在压迫和掠夺中首当其冲。由于殖民统治者不具备合法性（在卑诗省尤甚），因此统治者只能一方面对原住民步步为营、严加操控；另一方面则持续掠夺其土地及资源，作为政府的主要收入——我说的并非百多年前的历史，而是当下每天仍在发生的事情。
——《薪火相传：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口述承传》序，朱伟光，2025年

循着朱伟光耕耘多年的人际网络，邹崇铭一步步走进原住民社群，以社会学家的自觉，试图疏理原住民当下每天仍在面对的现实，包括原住民儿童至今在寄养系统的比例，至今依然过高，延续了儿童与原生文化、社群与语言之间的隔离。探访多次后，邹崇铭去年干脆带到 Pemberton 保留地一个原住民家庭寄住三周，一起吃喝拉撒睡。

“我从民生角度出发，出发前做了一堆有关原住民与食物的研究。”邹崇铭说：“后来跟他们去采蘑菇，一整天也采不到一粒。改到超市购买，却发现那里的食物竟然比出了名物价高的温哥华还贵。我确实觉得，城市所见的原住民艺术与仪式，许多已经失去生命力，变得像博物馆展品；而在郊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亦早已改变，跟城市人一样依赖金钱过活。”那，传统生活给原住民留下了什么意义？“血缘紧密的社群关系，和与自然的深刻连结——在保留区，野外就是日常。熊常常出没，偷鸡、破坏栏杆。”

离开时，他带走这样的田野观察：土地资源掠夺、气候变化和传统技能失传等多重因素，令传统采摘打猎的生活模式一步步断裂；原住民失去自给自足的食物来源，被迫跟城市人一样依赖超市和金银。

他描述的状况并非孤例：有研究比较多个保留地的食物供应，发现成本显著高于全国平均，部分甚至是大城市的两倍，而且营养和品质低劣。这些保留地一般地处偏僻，基建缺乏，交通不便；原意是延续原住民的文化与生活方式，却无法真正成为安居之所。在资源匮乏与高物价双重夹击下，许多原住民只能迁徙至城市寻求生计，却往往不敌主流经济体系的猛力碾压，最终失去自我认同与族群归属，乃至灵魂的立足之地。

“实际地说，原住民今日面对的许多困境，是所有传统社群瓦解过程中的必然。不同的是，他们还背负着殖民压迫与剥削的历史。很多人以为这些历史是上世纪的事，但其实一点也不遥远，至今仍在影响日常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寄宿学校。”待在保留地的日子，邹崇铭发现，身边许多原住民都曾就读于寄宿学校。那些经历的影响，犹如充满恶意的涟漪，一层层蔓延扩散至亲密关系中，甚至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。

真相与和解，真的存在吗？

这也是《薪火相传》一书出版人 Kerry Coast 的亲身经历——她甚至不是原住民。她的祖辈从苏格兰移民加拿大，是当年受到殖民政府热烈欢迎的白人移民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是“嫁进原住民文化 Lil’wat 的媳妇”，亡夫是原住民行动者，在他们的女儿五岁时便过身。

“（寄宿学校）这件事毁了我的人生，因为它毁了他的。”

“最初遇见他、爱上他，然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，一点都不知道。那是在第一次有受害者控告寄宿学校之前，没人会谈论这些事，直至他后来告诉我。表面上，他是坚强的文化领袖、坚定的土地捍卫者、有力量的歌者，简直是个英雄；但他只是把那些酗酒和自杀的念头都藏起来了。

“在这些之下，他是一个从小就被残酷对待的人。最震撼是，这不只是个人的创伤，不只是一桩悲剧或意外，而是整个民族的经历。然后你又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（殖民者）可以占据他们（原住民）的土地。真相层层叠叠，沉重得教人无法承受。”

Kerry Coast 承接了丈夫的使命。她研究原住民族教育，亦多次在国际层面参与争取原住民权益，包括在 2011 至 2013 年间担任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促进与发展机构（IHRAAM）的代表，出席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原住民族常设论坛（UN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）。

我问：然则，你怎样看“真相与和解”的成效？2007年，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代表达成协议成立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”（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），就聆听与承认幸存者的真相、恢复原住民文化与语言、改革制度等方方面面提出建议，目标是建立平等与尊重的国族关系。今日，加拿大的小学生都知道9月30日是“全国真相与和解日”，大家要穿橙色上衣上学，以表示跟原住民孩子站在一起。

“你确定要问这个？”Kerry Coast 仿佛倒抽一口凉气，但还是接着说：“你问任何一位原住民，他们都会说：承认传统领土的主权与所有权，才是迈向真相与和解的起点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虽然今日大家都在谈‘和解’，但它根本尚未存在。就像加拿大一个说法，talk and log，一边让人忙着讨论，另一边在原住民的土地上砍树如仪。”

邹崇铭补充：“我认为有关‘真相与和解’的现实，目前最准确的描述，是把东西放进博物馆供奉，然后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了，甚至干脆请你也睡进棺材里头，那样就可以成为他们展出的图腾。”他整理出23个有关原住民的关键词，特别希望能向香港移民说明，包括——

• 真相与和解 Truth and Reconcialiation⋯⋯和解的语言已广泛出现在政治、教育与公共生活中。然而，所谓的“和解”往往以殖民者的舒适感为中心，而非从原住民的正义出发。若无土地归还、法律改革或结构性改变，容易沦为表演，而非变革⋯⋯
• 资源心态 Resource Mentality ⋯⋯卑诗省的开发政策根植于殖民剥削逻辑，视土地为如取如攫的资源库，而非由与之有祖传联系的原住民族群守护的家园，也不是具文化、生态及精神意义的生活场景。这种思维持续引发冲突，因为原住民的世界观往往建立于互惠而非掠夺之上。挑战资源心态，是建立永续与公义未来的必要起点⋯⋯
• 华工 Chinese Labourers⋯⋯华工在 19 世纪卑诗省的铁路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但普遍遭受歧视、暴力与法律排斥。当年不少华工与原住民社群连结互助，甚至通婚，借以求生。可是来到 20 世纪，随着华人移民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，与原住民社族日益疏远，部分甚至重复了殖民者的视角与偏见。理解这段历史，对于今日建立跨族群的团结与互助，具有重要意义⋯⋯
• 中国资本 Chinese Capital⋯⋯流入加拿大产业的财务投资，很多与中国国有企业或具政治背景的公司有关联。在卑诗省，中资已扩展至矿业、林业与房地产开发，部分更涉及原住民领土，引发出对主权、知情同意与最终受益者的质疑。有指这是殖民模式的延续：外来权力在未尊重原住民权利的情况下，持续从其土地中牟利⋯⋯

“假如香港新移民是政治醒觉的一群”

最后的中国因素，是邹崇铭也是朱伟光的共同关注。对于那些在这几年历经政治压迫、不得不移居加拿大的香港人，朱伟光心存寄望：要对殖民管治建立自觉，珍惜加拿大当下拥有的自由与民主；与此同时，不要陷入狭隘的“唐人街视野”，被“中国崛起”论述鼓吹的民族主义混淆，错将“中国人”等同“华人”，不要被拉拢其中，参与中共的政治及经济利益。

“假如香港新移民是政治醒觉的一群，自应不再重蹈过往华裔移民的覆辙。”朱伟光说。

几年间，邹崇铭结集了一些香港移民共同关注原住民议题，包括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者、艺术家、医生、教师、学生等。当中部分，成立了一个叫“C^Mind守望”的组织，期许成为 “think and do tank”——既是智库，也是行动者，包括进行“卑诗省的资源依赖、转型与和解初探”研究报告，以及筹款支持原住民在保留区成立教育机构，培训年轻人为自己的社区提供针灸和草药等健康服务。

慢慢地，邹崇铭从同行者和自己身上，观察到一个微妙的变化，“我们接触过不少原住民的领袖与行动者，他们充满抗争意识与能量，但大多数原住民仍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。一开始，我们常常在讨论中说溜嘴：‘看看怎样帮助他们？’这个出发点固然善意，也很直观，但事后回看，其实非常‘憨居’（天真与傲慢）。”

“过了一年，大家就自动不说‘帮助’了，因为你何德何能？然后再慢慢明白，或许更有意义的方式，是反过来思考，我们有什么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。”

今年二月，原住民新年庆典 Hoobiyee Celebrations 再度于 PNE 举行，朱伟光一如既往，守在入口迎接他的香港朋友。新移民 Eugene 是两个孩子的爸爸，他说眼前的传统庆典令他再次思考一家人的新生活——该学习放下、适应新环境，还是努力保留一直在坚持的广东话、香港人圈子、香港人文化⋯⋯？“作为家长，我还在挣扎中。”

新移民 Yvonne 第二次参与，她感到今年的表演更有力量、也更精神抖擞，仿佛一扫去年不期而至的死亡阴霾。这氛围让她想起自己也曾在香港街头，与群众同声歌唱——“你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，而是与很多人在一起，离开时带走很多力量。”

这也是 Hoobiyee 今年的主题：来自四方八面的原住民族，翻山越海也来团聚，就是为了在一起，“寻回属于我们的灵光”（Reclaiming the Spirit）。